7.设立不答辩视为承认的制度。

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不断进入了矛盾丛在、危情四伏的深水区。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可以依据宪法第67条第1项所授予的有关解释宪法的职权，事先对有关宪法条文进行必要的扩大解释，如果遭遇解释上的极限，也可以依据宪法第64条的有关规定，启动修宪程序，即完全可以率先着手进行必要的宪法修改，然后再推行那些改革措施，从而有效回避那些改革措施与一些宪法条文相冲突的问题。

这可以是中国现行宪法给我们带来的民族之幸，国家之幸。的确，它自诞生以来，也恰好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变历程，而在此历程中，中国现行宪法不仅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的正当性，也不断通过适时修宪的方式，将改革开放的具体成果加以正当化，从而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30年前，它就是在纠绳过去一切左的偏向、以期彻底实现拨乱反正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最大的历史贡献，首先就在于非常有效地终结了新中国以后不断革命的社会动荡史。  治国之大典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宪法的转型正在发生，尤其是正在逐步演变成为一部规范宪法，一部权利保障书，这就不仅大大促发了广大人民大众的权利意识，而且也激励了广大民众的权利诉求，而转型期社会的各种矛盾亦极易聚焦为宪法上的问题，进而激发了对宪法功能的强烈期待。  向规范主义演化 当然，由于中国现行宪法是一部转型期的宪法，为此本身也就置身于巨变时代的激流之中，其规范性秩序也难免会受到了一些冲击，曾几何时，就出现了一些改革措施先是突破了宪法条文、事后再通过修改宪法来解决改革措施与宪法相抵牾的现象，为此也影响了宪法的权威。

从学理上而言，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规范主义的体现，与人类社会数百年来立宪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国现行宪法就纠偏了过去左的错误偏向，逐步吸收了一种互惠正义的原理，比如力图通过保障具有普遍性的人权来统合整个社会，就体现了这一点。5.维持判决与撤销判决条件的表述要对称。

后者主要包括特别法和欧共体法律规定的程序，主要是税收紧急审理程序（référé-fiscal）、视听紧急审理程序（référé-audiovisual）和缔约前紧急审理程序（référé-provision）。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和执行分开，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方面。其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更多地赋予相对人以选择权，强化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目前，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预审程序，所有案件无论繁简，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一律在开庭审理时才能确定，有的学者称为一步到庭。

如此规定，既使当事人在实体权益上有所收获，也进一步提升了法院的程序公正意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对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已经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制定行政诉讼法时，立法法还没有颁布。但是，对于既存在实体认定错误，也存在审判程序违法问题的，仍然可以通过再审程序予以监督。例如，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必须由单行法律明确规定才能提起。而在此之前，公民的行政救济权利停留在宪法条文层面，公民权利相对于国家公权力来说空洞而虚幻。

第四，忽略纠纷解决功能。因此，对于重大行政诉讼，被告法定代表人应当出庭应诉，确有合理原因不能参加的，应当指定1名副职负责人参加诉讼。从目前的行政行为涉及的公民权利来看，劳动权、受教育权、知情权、了解权、表达权、监督权、公民住宅权、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救济权等还没有纳入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当时规定维持判决主要是为了获得行政机关一方的可接受性，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和行政机关法治意识的提高，取消行政诉讼法关于维持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5.科学设定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法规为依据。

6.实行一次合法传唤的制度。从目前的实践来看，行政案件数量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多地案件涉及到民事权益的处分，确立调解结案应当是可行的。

域外行政诉讼制度中，没有像我国行政诉讼法一样设置许多监督渠道，而是重点加强当事人的监督权利，用诉讼权利监督审判权力。[28]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2010年10月10日，国发[2010]33号）要求，对重大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要主动出庭应诉。行政诉讼法实施后，我国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10]澳门特区《行政诉讼法典》对于实行委员会制的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甚至落实到投赞成票的委员个人。相对人的权利授权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受案范围仍然偏窄，诉讼权利尚不完整，不能有效监督和制约行政权。

对于行政机关的举证，行政诉讼法通过举证责任予以规范。法官不是天使，也具有认识局限和人性弱点，也会在案件处理上出现失误。

具有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适用行政主体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对拒不立案和拒不出具法律文书的行为进行规范。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特殊案件如果按照一般的诉讼程序审理，即便最终获得胜诉的结果，也可能因已经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导致当事人实际败诉。所以，应当建立逾期不受理即可飞越起诉的制度。

[14]行政强制法第58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作出裁定前可以听取被执行人和行政机关的意见：（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可以说，要在行政诉讼中真正贯彻科学发展观，不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很难实现的。前南斯拉夫行政诉讼法第33条第3款规定，被告在规定的期限内应将与案件有关的全部材料送交法院，如果被告提出别的理由未将材料送交法院或表示不能送交，法院可以在无此种材料的情况下对案件作出裁决。与勒令做出某一行为有关之程序。

建议参照《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再审事由的列举规定予以完善。这类案件有必要通过公法上的公平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等来予以解决。

在制定行政诉讼法时，立法机关当时的主导思想是首先确立这一制度，不求一步到位。[16]例如，德国《行政法院法》第93a条规定了示范诉讼，即以某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为诉讼标的的案件超过20个以上时，法院可以对其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案件进行审理，其它案件中止。

[8]但是在程序滥用方面，法院具有完全的审查权，可以根据正当程序原则进行判断，审查的强度较对实体问题的监督要更为有力。[33]为了强化行政诉讼法的内部逻辑性、连贯性，准确表达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意图，应当改变参照民事诉讼法的做法。

例如，原告申请人民法院撤诉，人民法院还要对其申请进行审查，认为不能撤诉的，裁定不准予撤诉。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行政机关败诉后，利用其持续的行政管理职权，对原告进行打击报复，让原告赢一阵子，输一辈子，社会反响比较强烈。4.适当放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目前，审前程序目的是为了庭审做准备，即将审前程序完全作为准备程序。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公法和私法的规则完全不同，公法案件适用私法规则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二、降低行政诉讼成本 行政诉讼的成本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请求权利救济的积极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院对行政行为监督的可能性，因此，只有降低行政诉讼成本（特别是隐性成本）才能有效提升行政诉讼的价值，充分发挥行政诉讼的作用。

在法国，为了建立完整的行政诉讼法体系，立法机关相对减少了转引和参照民事诉讼法的做法，目前只剩下委托调查和时效规定参照适用。此外，为了防止即将作出的行政行为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还应当借鉴英美法系的阻止令制度，确立禁令诉讼。

  【摘要】制定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诉讼法必须发展和改革。目前，有关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主要集中于行政规划、行政公产、公共服务、国有资产保护、行业竞争、自然资源、公共工程建设、政策性行政垄断、产品质量监管、环境监管、医疗损害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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